( 转帖) 田一坡——成都：一条名叫诗歌的地下河

未弋

原创]田一坡——成都：一条名叫诗歌的地下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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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和很多人一起吃饭，其间有多多、朱朱等诗人在场。席间不知是谁说到在今天这样的一个商业社会做一名诗人的尴尬。“千万别骂我是诗人。”他总结说，他用这句话来保持他在人群中的尊严。我对他的话不以为然。我说，我只以自己不能做一个诗人为耻。一个写好诗的诗人，在我接触的人群里，从没有遭过嘲笑。
大家静了下来。等了好一会，多多才接过话头。他说，那是因为你在四川、在成都。
我理解多多。在一般人眼里，特别是在诗人眼里，能够在四川、在成都写诗的人是多么幸福啊。几千年里，四川出了好多伟大的诗人？想想这个，四川就让人向往。寂寞文坛，热闹成都，这是成都留给大家的总体印象，不可能磨灭。
成都确实是这样一座城——诗歌的城。没有诗歌，它就不过是一座修满了高楼的城市，仅仅是一个翻版，像一个没有面孔的病人，没有个性，没有灵魂。仅仅是一座天空布满阴霾的死城。但因为有文化，有诗歌，成都就活了。有文化，有诗歌，成都便不会死，因为文化、诗歌本身是活的，在时空的绵延中，它们是一条奔涌不息的大河，必将浸润出城市光洁柔软的内心。
如果我们认同这样的比喻——文化是一条奔涌的大河，那么，称八十年代以来的成都诗歌为地下河无疑是恰当的。为什么是地下河？首先是因为它的“地下”特征，这一点是无与伦比的，只有“地下”一词才能命名它的“地下”性质。其次是因为它在地下激情的奔涌所带来的势不可挡的气势，以及它地下流淌时迷宫般的迷乱与错综复杂。还有重要的一点是：它的清澈与清洁。因为在地下流淌，因而少受污染。这条地下河从遥远的时代穿城而来，淌过八十年代，一直流到如今，还将淌向今后……当我们试图考察成都的文化地貌时，我们不能忽略这条名叫诗歌的地下河。

为什么好诗在地下？

为什么好诗在地下？这不是一个问句。要回答这个问题，可以陈述的理由太多了。作为问句，它问不出真理。这个句子最重要的作用是指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好诗在地下。这种状态不是自第三代诗歌始，早在之前，中国许多当代优秀诗作大多以传抄、以处于地下状态的同人刊物得以流传。食指的《这是四点零八分的北京》，北岛的《回答》等名作，都是在地下状态流传了好几年以后才逐渐在正式刊物上露面，转入地上状态。而一旦转入地上状态，诗人们直击诗歌的创造力便萎缩了，愤懑不再，热血消散，一切大白于天下。朗朗乾坤，哪有真诗的容身之所？
诗歌的河流需要在地下才能流诸久远。那些埋在生命深处的冲力，在八十年代的成都冲决出了波澜汹涌的地下河。正是这条地下河，把朦胧诗最底层的精神接续上了。是否具有这种“地下”的性质，在当时成为第三代诗人的标准。莽汉诗人李亚伟在一个访谈里说：“所谓第二代那帮，那个东西实际就是官方诗人。实际上，我的认识就是，要把他切断切开。……那帮人，就是我们那种真正革命性的东西、说直接点就是地下性的东西。”地下性，其实就是对待写作的一种态度。地下的写作，就是按照自己对写作的理解来写作，而不需顾忌社会的主流观念；地下的写作，就是文字向着灵魂的火中取栗，是骨头自身的发音，而不是把文字当作工具去为自己谋取什么外在的名利。
正是这种地下性质，第三代诗人最喜欢用的一个词便是——反。反知识，反文化，反社会……其实，反到底，不过是反的那些陈旧的文学框架。反，就是一种文学的革命，一种决绝的先锋姿态。惟其地下，惟其先锋，才有一种真诗的爆发力，才有好诗。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是，“地下”并不是隐喻。看陈小繁的《非非往事揭密》与陈亚平的《非非秘事》，让人一下子便回到了八十年代的烽火岁月。“地下”一词在往事的重现中恢复了它的本来面目与沉重的分量。看看《非非》是怎么印出来的就知道地下究竟意味着什么。陈小繁回忆说：
“8月28日上午，印好的非非评论散发着铅字的芳香出现在我们面前。厂长说：等会计结算清全部费用后，明天你们来取。
老周（周伦佑）坚决地说：要得急，必须马上算清，我们今天就要离开成都。
大家一直等到中午全部结清。蓝马推着我的自行车驮着非非评论，大家一起离开百花潭中学。
几天后，冯厂长阴沉地对我说：你们走后，下午公安就来了，为私印你们的东西，查我们印刷厂。”
这个片段会让你明白什么是真正的“地下”，它甚至让我想到久远的地下工作，想到十月革命党人……在这样的地下状态里，诗的创造力要么被抑制在黑暗的寥落里，要么就爆发出耀目的辉光。感谢成都，为这夺目的辉光提供了一道缝隙与出口。

涌动的生命与语言的冲力

反叛，只是姿势，它不是写作本身。反的背后必得有某种支撑才可能反出真正的名堂。没有了那种支撑，反就只不过是故作姿态，不过是虚张声势。第三代诗人的反的背后无疑是有着某种深厚的支撑的。这支撑是什么呢？我觉得就是他们对自身生命真面目的确认，有了这种确认，他们更进一步寻求能够表达这种确认的语言。于是，涌动的生命感与语言的冲力结合起来够成了他们“反”的内力。有了这深厚的内力，所发的“反招”便有了足够的杀伤力。
朦胧诗曾经也在它们的美学反叛中彰现过类似的生命力与语感流。但时代无情的流过，朦胧诗所奠定的单一的诗歌秩序成为新一轮美学革命的靶子。它们必须为后来者让路。“pass北岛”成为流行的口号。第三代必须从新的革命中打出他们自己的道路。
为什么必须要反？答案是不得不反。诗人万夏说那时感到自己这一代人和上一代人明显的写得不同了。不同的语言表达背后是迥异的生命感觉。第三代人大多出生在六十年代，在决定人生走向的青春期经历中，那种苦难的沉重感消失了，生命显现给他们的是一片冷色调的风景。加于生命头上的理想的光环脱落了，剩下的只是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生活。这是生命严酷的真相。或者说，他们自以为找到了真相。于是，第三代诗人把语言的光环也脱个干净，用一种解构的、嬉皮的口语，来抚摸褪掉了虚幻的光环后的生命。孙基林在《中国第三代诗歌后现代倾向的观察》一文中说：“生命意识的觉醒即是以揭示或显现本真的生命状态为旨归的，这是第三代诗的基本走势之一。在他们的诗中，我们随处都可能感受到原初的生命存在状态或行为过程，它是对“自在”生命、事物及其姿势的一次发现、揭示和命名。它通过生命瞬间感觉或行为过程的显现与描述，将这个世界的万事万物以及常人难以发见的隐秘揭示、显现给人们。在此过程中，第三代诗学始终在企图确认一种关于“事物”本身的思想方法，即事物就是事物。”
准确说，诗的革命落实下来最终只能是语言的革命。第三代诗人的语言意识从本质上说来不过是生命意识的另一种表现。诗人韩东和杨黎在网上曾经有一次关于语言的讨论。这个讨论基本涵盖了第三代诗歌口语写作的基本倾向及其内部的分歧。“诗到语言为止”也好，“诗啊，言之无物”也好，语言意识的觉醒却是共同的。利用语言的冲力为涌动的生命打出一条自己的出路，这是第三代诗人的任务。语言能走多远，生命便能走多远。朦胧诗如是，第三代如是，后来的写作者还将如此，谁有理由在语言方面懈怠呢？

清洁的写作精神

当我试图回顾第三代诗人走过的历程时，我承认我对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怀有偏见。曾经，耳闻或目睹一些诗人生活上的种种劣迹。说劣迹，只表示我对他们生活方式的不认同。据说某人曾经在大学的女生宿舍门口掏出他的家伙，高喊：我是诗人，你们出来让我操。当然，只是据说而已，未必是真的。这种传闻不知不觉间增加了我的偏见。但每当我阅读他们的诗歌时，这种偏见总能被诗有效的抹杀。因为在他们的诗中，我的确感到了一种纯正的写作精神，或者说，清洁的写作精神。
是的，他们喝酒，打架，有时甚至耍流氓，但他们写诗。一旦面对诗歌，他们就变成了洁癖、禁欲者、旁观者。记得第三代很重要的一个诗人万夏曾经在一次酒后对他写诗的哥们说：如果不写诗，你什么也不是。稍后酒醒，又补了一句：当然，如果我不写诗，也什么都不是。那时候，他们其实就是超哥。但因为写诗，所以便是与众不同的超哥，写诗的超哥。因为诗歌，超哥成为传奇；因为超哥般生命力场的张扬，又因此成就了他们的诗歌。严肃的写作，始终忠实于自己的感受力，忠实于自己的表达，这确实是让人肃然起敬的地方。
清洁的写作精神表现在他们的写作中，首要的就是对诗歌本身的追求。诗歌本身这个说法也许有些可疑，但他们在追求时的真诚还是不容怀疑的。整体主义诗人石光华在一个访谈里有一个集中的表达，录在这里备察：“我觉得诗歌是我生命中最核心的东西，如果把诗歌这个东西从这一群人中间抽掉，李亚伟万夏和你杨黎很多很多人啊就可能打群架，当流氓。可是问题是有了，而且这个是纠缠在一起构成的东西，我认为就是这个，一代人把自己的生活饿可能是把自己很多部分的生活和诗歌联系在一起构成一个历史。……正是诗歌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特别是我们当时为了追求一种诗歌理想的时候，我可能觉得你杨黎的诗有理想，这个理想不是其他的什么，是诗歌的理想。我们本身对诗歌是有理想的。而且写作的根本也是理想。”（杨黎《灿烂》p423）
写作是为了写作本身，而不是为了写作以外的东西，比如名，比如利。第三代诗人不是不追求物质生活。他们可以下海，可以经商，但他们没有出卖写作，至少不会出卖他们自己的诗歌。杨黎曾说，一群精神强大得已经没有什么可怕的人，又怎么会怕小车、别墅和美女呢。我想，无所畏就是最可怕的。幸好他们还怕丢了诗歌的贞洁。

延续的精神现场

余生已晚，未能赶上八十年代的热闹时光。所幸者，在九十年代末的成都仍能感受这种精神氛围的感召。我忽然想起周伦佑的《想像大鸟》，对这些诗句变形的理解也许能够说出我的心情：“现在大鸟已经在我们的想象之外了/我触摸不到，也不知他的去向/但我确实被击中过，那种扫荡的意义/使我铭心刻骨的疼痛，并且冥想/大鸟翱翔或静止在别一个天空里/那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天空/ 只要我们偶然想起它，便有某种感觉使我们广大无边”，八十年代离我远去了，我触摸不到，但如果那只大鸟所驮负着的是八十年代的激情与梦想，那么，我确实被击中过，那些铭心刻骨的疼痛拓展了我的世界，我不断的回首，为的是使自己广大无边。
轰轰烈烈的八十年代过去了，诗歌写作真正留下的是什么？运动，流派，诗人，诗。这些都是可能的答案。欧阳江河曾说，在大浪淘沙之后，能够留下的诗人和诗歌有一大半在成都。而对于一个九十年代才来到成都的人来说，我更倾向于认为八十年代在成都真正留下的是一个精神现场——一个能不断成就诗人的写作氛围，这才是成都诗歌真正的传统。一旦进入这个氛围，我们就会被它召唤，被它感染。所以我才能够在本文开头提到的场景中理直气壮的说出作为诗人的荣耀。在平静的九十年代，正是这个氛围吸引了更年轻的诗人开始他们的征程。作为诗歌运动的激情退潮，但诗歌写作仍在持续：《诗镜》的闪耀，《幸福剧团》的表演，《终点》的启程，《人行道》的坚守、《存在》的存在……这些民刊就是成都这条名叫诗歌的地下河沉默而有力的流淌。诗歌在写作中不断更新。放手的写吧，在任何传统里，没有一种写作是一成不变的。但是，认真的写下去，却是成都这个诗歌传统一成不变的要求——全部和最后的要求。

——《青年作家》2006年7期


  

隐者

学习田一坡对地下诗歌的阐述，精辟值得认真思考与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