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母亲

雪韵

过年回家，又听母亲念叨那段不知是戏文还是书文的话了。第一次听到，是2007年8月1日，农历六月十九。那天，我们回去给哥嫂新盖的房子“烧炕”（亲友都来庆贺）。在老屋的门外，母亲念叨了这段话：“十七八岁待去修，要擦官粉抹头油；二十七八待去修，公婆管得不抬头；三十七八待去修，一群儿女闹破头；四十七八待去修，前盖瓦屋后盖楼；五十七八……”末了，再叹息一句：没事琢磨琢磨，这不就是说的我自己吗？！
每当听到这些，我都不知如何开口，去安慰我一生历经沧桑磨难的白发亲娘。母亲走过的艰难坎坷，前半生是从小就听她讲述，后半生则是我亲眼目睹。
母亲出生于1929年农历八月初三，是家里第五个孩子。又正值她的祖父不顾儿女反对，用40亩地娶了一个比自己小30岁的姑娘做妾的混乱时刻，注定了不会得到多少疼爱。后边姥姥又给她生了三个弟弟。看孩子就是母亲童年时期最主要的活计。她经常背着小舅舅们去私塾门外听先生讲课，记性好得赛过那些正宗读书的大舅二舅。到了六、七岁该缠足时，姥爷坚决反对，说要留下个帮他做农活（大姨、二姨都早早裹脚，只能在家做针线）。耽误了两年再缠时，又逢日本人来宣传放脚。这样，我的母亲就有了一双半大不小的半放脚。
母亲天资聪颖。虽没读过书，记性却特别好。听姥爷读书讲故事，就记住了很多情节。什么三国呀，黄氏女游阴啊，等等，我小时候常听母亲吟唱。土改时，村里有人知道母亲头脑好使，要找去参加妇救会。姥爷生怕丢了性命，匆匆把母亲嫁了出去。入合作社在生产队干活时，一些婶子大娘连自己孩子的生日都记不住，常常要询问我母亲。母亲还会下象棋，这在周围的同龄村妇中，算是少见的。
母亲嫁进我家，跟少言寡语的父亲从没红过脸吵过嘴，但却受了不少我大娘的欺负，直到10年后分家。那时大爷当兵在外，已经生了大堂姐的大娘，嫉妒我母亲生了个男孩，月子里连口热水都不给喝。数九寒天，母亲只好含口冰化成水来喂养啼哭的我哥。以至于满口牙齿早早脱落。母亲不喝红高粱面粥，做早饭时馏一小盆白水，大娘下炕第一件事就是掀开锅盖，把那一盆白水泼到天井里。母亲只能忍着干渴下地干活。直到分家后，才过上几天贫穷却舒心的日子。
但好景不长。1966年农历七月底，我那原来就气管不好的父亲，倒下10天后，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世界。面对着大大小小四个未成年的孩子，和两间草屋，母亲的心境可想而知。当祖母建议把未满周岁的我送人时，母亲的心动了。是姥爷的拦阻，让我能够留在母亲身边长大成人，却连累了我的姐姐没机会读书，让母亲吃了很多苦，生了很多冤枉气。
上世纪七十年代，大姐二姐先后出嫁，而廿多岁的哥却因家境贫困一直未能娶亲。为此，大字不识一个的母亲，竟然开始闯青岛换鸡蛋粮票，利用城乡之差去得到一点微薄的利润。10岁的我，不得不自己学着做半生不熟的饭，经常在村前搂草时，泪眼婆娑地望着那条蜿蜒向远方的阡坝，期盼母亲的身影出现……
嫂子娶进门，母亲就在生产队干活，看孙子，伺候我上学。我进城读书后，接力赛般地，小侄也读书了。母亲就说：“去了披蓑衣的，来了打伞的。”90年冬天又来帮我看孩子， 98年女儿上学了才回家（因此我女儿跟姥姥感情最深）。跟哥嫂在一起的时候，还是一天三顿饭全包了。直到2003年夏天，被牲口踢伤了腿，导致轻微的脑栓后遗症，才不再做饭了，但还是帮着干点烧火之类的轻活，不愿因吃闲饭而看别人的脸色。
所以，当2007年哥嫂去村外盖新房时，母亲就坚决地留在老屋。她要过几天真正属于自己的清静日子。只是，年已八旬的母亲，还能享几天这样的清福呢？！每念及此，心里总是沉甸甸地，也尽力多挤出一些时间回家陪伴母亲……

残梦

辛苦一生的母亲。。
她那的那段话我看应是一段戏文。。。

雪韵

可能是，我没问。第一句也不对，我乱凑的，等我回家再问问~